| “考考你，亞洲現存規模最大的二戰日軍'慰安所’舊址在哪座城市？” 三八婦女節那天，這條短短的微博，把她姐問懵了。 微博@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同胞紀念館 懷着一點點好奇，又或者是為了讓自己顯得不那麼無知，她姐開始在網絡上搜索答案。 可比答案更早跳出來的信息，卻刺得她姐心裏難受—— 日軍侵華時，被迫成為“慰安婦”的中國女性數量是20萬左右。 而如今，登記在冊的中國大陸“慰安婦”受害者只剩10餘人。 “慰安婦”受害者紀錄影片《三十二》和《二十二》中的老人，只剩下3位。 在我們看不見的地方，在我們未曾關注的時候，她們正在離去。 “慰安婦”受害者影片《二十二》《三十二》結尾 當歷史的痕跡逐漸淡出我們的視線，當有聲的證詞和無言的證據逐漸消失，在我們的記憶裏，她們的身影又將保留至哪一刻呢？ 今天的話題也許有點沉重，可她姐還是想和小夥伴們聊一聊它。 聊聊這個被我們漸漸忘卻的羣體——被迫成為“慰安婦”的女性們，和她們的故事。 （特別説明：由於在這一議題下， “慰安婦”較“性暴力受害者”更廣為人知， 文中仍暫時使用“慰安婦”一詞） “眼淚都不敢流” 乍一看，韋紹蘭和其它老奶奶好像也沒什麼不同。 她和兒子羅善學一起生活在廣西桂林的一座磚土房裏。 《三十二》 年輕的時候，她為了生存還能去山上挖點藥草賣賣。 現在年紀大了，腿腳不靈便，草藥挖不成。 白天她就去附近的溪流處提桶水，洗洗衣裳，或者拾一些柴，做頓飯。 閒下來了，她就在門口坐坐，看看遠處的夕陽和近處養的家禽。 日子至少能過下去。 只是看着鏡頭裏的她，或許很難想象，韋紹蘭曾經被強擄去，被迫成為了“慰安婦”。 《三十二》 那一年，韋紹蘭24歲，結婚沒多久。 可好日子還沒開頭，就被炮火給轟散了—— 1944年10月左右，侵華日軍包圍了桂林。 有日軍小隊闖進村子裏，肆意地搶奪糧食、牲畜，一同被搶走的，還有難以計數的女性。 韋紹蘭被抓住的時候，懷裏正緊緊抱着自己的女兒。 日軍割斷她裹着孩子的揹帶，一路拖着她就往山下走。 耳邊轟轟的炮火聲，刺刀明晃晃的光亮，嚇得韋紹蘭連害怕都忘了。 她不敢流眼淚，也不敢抬起頭來看，只是顫抖着、機械地走着。 《三十二》 到了馬嶺，她被關起來，日子徹底灰暗了下去。 別管白天還是晚上，只要有日軍進了房間，韋紹蘭就要面臨一次讓身心受創的“強姦”。 沒人管她是不是在生理期，沒人管她是不是在生病，沒人管她是不是在流淚。 甚至有日本兵進來的時候，她還要低頭哈腰，用教給她的日語説一句：“歡迎您，請坐。” 只要抬頭看了、哭了、説錯話了，就要捱上一頓打。 整整3個月，幾乎每天，她和其它的“慰安婦”受害者們，都在重複着這樣的日子。 有些受害者，甚至一天要遭受十幾次凌辱。 《三十二》 想逃跑，可太難了。 日軍每天在附近巡邏，一旦逃跑被抓住，等待這些“慰安婦”受害者們的就是毒打，又或者是更殘忍的“四腳牛”折磨—— 逃跑的女子手腳撐地，腹部下方立着尖刀。 姿勢要保持住，如果抬頭或者姿勢不好，都要被暴打。 時間一長，體力不支，女子們撐不住了，刀劍穿腹，命便沒了。 網絡 但韋紹蘭沒放棄逃跑這件事。 那個時候，被擄去的女子們除了要承受性方面的虐待，還要負責給日軍洗衣洗褲，幹各種髒活累活。 韋紹蘭就藉着這些短暫地“外出”機會，悄悄觀察周圍的環境，在腦海中一遍遍思考怎麼才能跑出去。 終於，她等來了一個機會——負責看管她們的守衞因為太累，打起了瞌睡。 韋紹蘭抱緊女兒，悄悄地從他身邊走過去。一出巷子，便趕緊摸黑跑到附近的小路上。 她不敢走大道，大道上沒什麼遮掩，太容易被抓回去了。 她一路跑，不敢停歇，直到天慢慢亮了起來。 遠遠地，她看見一個放牛娃，小心翼翼地去問了問，這才找到了回家的路。 《三十二》 可生活，卻再也回不到正軌上了。 “背了一輩子，壞了一輩子” 哪怕是放在今天，女生如果被強姦了，仍然會被講閒話。 更遑論是在當年的鄉村。 不説其他人，韋紹蘭丈夫首先就接受不了。 韋紹蘭回到家裏沒一會兒，就被丈夫罵哭了： “我以為你不知道回來了，你肯定去外面學壞了。” 《三十二》 他心裏其實知道，韋紹蘭沒“學壞”，他知道錯在那些“流氓一樣”的日本兵身上。 可他就是難以剋制地開始嫌棄她。 親人的責難，讓韋紹蘭徹底崩潰了。 她和許多“慰安婦”受害者一樣，選擇了自殺。 可能是老天爺看不下去了，她的命還是被救了回來。 村裏的醫生帶給她一個不知道算好，還是算壞的消息。 她懷孕了。 《三十二》 所有人都清楚，這個孩子是一次“性暴行”帶來的，身上流着侵華日軍的血。 韋紹蘭也慌了。 那時候，她拼死拼活抱回來的女兒剛剛離世。身邊的人不停勸她：“萬一以後沒辦法生育怎麼辦？你老了怎麼辦？” 想來想去，韋紹蘭還是不忍心打掉，選擇把孩子生下來。 1945年7月，在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的1個月前，兒子羅善學出生了。 《三十二》 加諸在韋紹蘭身上的歧視和謾罵，像是找到了新的攻擊目標，連帶着傳到了羅善學身上。 同母異父的弟弟不認他，説要“買兇殺日本人”，他是日本人，那也要殺他。 村裏的小孩子們看不起他，常常是指着他“日本人，日本人”地喊，不停笑話他。 《三十二》 十里八鄉，沒有女子願意嫁給他。 有人給他説了6次媒，每一次問起來，女子們的回答都是類似的： “嫁什麼人不好，嫁日本人，不要名譽了麼？” 《三十二》 “日本人”這三個字，羅善學“背了一輩子，壞了一輩子”。 哪怕他生在中國，長在中國，國籍是中國，説地地道道的中國方言，這輩子沒去過日本。 沒人當他是中國人。 《三十二》 他有時候也會憂慮—— 年邁的韋紹蘭至少還有他陪伴照顧，等韋紹蘭離去了，又有誰來陪他説説話，幫他倒杯水呢？ 熬過了無數大風大浪的韋紹蘭比兒子想得開，她總説： “只愁命短不愁窮。” 人得活着。 自尊，沒有命值錢。 “有四兩就吃四兩，有半斤就吃半斤。” 她姐不敢細想，這句話裏藏着多少過往的嘆息。 2019年5月5日，韋紹蘭老人離世。 2020年12月29日，又一位“慰安婦”受害者駢煥英老人離世。 她們的離去悄無聲息。 微博@紀錄電影《二十二》 説不出口的詞：“慰安婦” 可實際上，她們不止一次發出了吶喊。 一些老人，如陳林桃、萬愛花，曾經在1995年之後，聯合起來，向日本政府提起了訴訟。 她們在全世界面前，一層層揭開了身上的傷疤。 她們一次又一次出庭作證，一次又一次講述自己的遭遇。 暈倒，送醫，繼續站起來作證。 所求的是一句早該得到的道歉和合情合理的賠償。 《國家記憶》 “即使只剩下最後一個人，也一定要看到日本道歉的那一天。” 這是這些站出來的“慰安婦”受害者們的信念。 “如果我死掉了，還有我的孩子去抗爭。” 可當她的孩子也死掉了，還有誰記得這件事？ 我們嗎？ 我們會嗎？ 《新聞調查》 2016年年末，上海曾經計劃拆除一些舊的房屋，其中包括一座老建築——海乃家。 這裏曾是上海最大的一處日軍“慰安所”。 當時，不少人對這項拆除計劃表示了支持。 有些人考慮的是實際居住需要。和海乃家相連的幾幢建築裏擠了不少户人家，每次使用廚房、衞生間都要排長隊，確實不方便。 還有的人則是覺得，海乃家該拆了，畢竟它的“身世”擺在那了。 “它好像過去做過日本人的'妓院’什麼的，放在學校附近總歸不大好，不是正能量的。” 《新聞調查》 接受採訪的有學生，也有成年的居民。 大家拐彎抹角着，不願意直接説出那三個字，“慰安婦”。 好不容易有人講出了這個詞，卻是一句斬釘截鐵的： “'慰安婦’就是妓女啊。” 《新聞調查》 可“慰安婦”究竟是什麼？ 這個詞來源於日語，意思是隨行慰勞軍人的婦女，是為了美化當年的強搶行為而裹上的一層糖衣。 在中國，這些女子大多是像韋紹蘭一樣被強搶去的。 有的剛剛19歲，還有的，甚至是未成年的女童。 她們有的在當時被凌虐至死，有的不堪受辱自殺，只有一小部分倖存了下來。 她們是被迫成為“慰安婦”的。 更準確地説，她們是“慰安婦”制度下的受害者，更是戰爭性暴行下的受害者。 可直至今日，很多受害者已經離世，她們仍沒收到一聲道歉，更遑論賠償。 《二十二》 如今，她們有勇氣説，我們沒勇氣聽。 她們有勇氣講，我們沒勇氣看。 我們甚至，不敢仔細地凝望她們的臉。 這樣集體的失語，正加速着對歷史的遺忘。 而對“慰安婦”受害者們的污名化，無疑是擲向她們更為鋒利的刀刃。 《二十二》 一直在幫助受害者們的張雙兵不止一次感到後悔。 他常常覺得，如果他早知道事情會以這樣一種方式結尾，還不如不驚動這些老人們。至少她們的晚年該比現在平順。 可是曾經經歷過那些悲慘苦痛的老人，比他想象得更有勇氣—— 她説：“你們來看阿婆，阿婆就開心啊。謝謝你們。” 《二十二》 她説：“希望中國和日本一直友好，不要打仗，因為一旦打仗，會有很多人死去的。” 她説：“這世界真好，吃野東西都要留着這條命來看。” 這羣需要被安慰、被擁抱、被温暖的人，反過來温暖着整個世界。 回到文章開頭提到的那個問題： “亞洲現存規模最大的二戰日軍'慰安所’舊址在哪座城市？” 答案是南京。 南京利濟巷慰安所舊址。 南京利濟巷慰安所舊址陳列館官微 如果你去慰安所舊址參觀，在小廣場的一側，會發現一面有點特殊的牆。 土黃色的牆壁前矗立着一座慰安婦雕像，她們衣衫破舊，或雙手撐地難行，或掩面啜泣。 雕像後面是13個巨大的透明的“淚滴”。 那是歷史的痕跡，更是她們在哭泣。 南京利濟巷慰安所舊址陳列館官微 那些眼淚該流進我們心裏，該在我們心裏留下難以抹去的痕跡——勿忘國恥。 那不是要因為“恥辱”選擇迴避，不去提起。 而是要記得。 記得她們受過的苦難，記得她們的名字，記得陪她們、替她們要一句應得的道歉。 或者至少，在那些把她們當“恥辱”的人裏，減少兩個—— 減少一個我，減少一個你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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